第二天上午，兵部送来了每旬例有的军报在军报里，严固调任澧源大营副总管、郭表接任陇西提督、孙复赴嘉州担任南征副帅，以及兵部抽调燕山卫十四个营加入南征，这些事情都刊载在军报上
商成还没把军报放下，仲山就带着石头与几个营校前来辞行燕山卫受命调派西南的十四个营，包括在京的两个骑营和一个步营；石头所率的骑营也在其中
军令已经下来，仲山他们在明日巳时前必须赶到南外城的军营里报道，在那里与最后一支出发南下的澧源军汇合编组，等三天之后的二月十一南征主帅萧坚掖门陛辞，就要跟随萧老将军出发奔赴嘉州
大军行动在即，军营里肯定还有一大堆的事情需要仲山亲自去安排处理，所以商成便没有挽留他们他只是询问了一下朝廷对燕山卫各支军旅的人事安排得知仲山走后将由邵川接替他的左军司马职务，郑七也被提拔为中军司马督尉，他就没有再多说什么
他把仲山和石头他们送出坊街，然后在那里伫立了很长时间直到战友的背影消失在街衢的尽头，他才回到家里
吃罢晌午，他领着四五个侍卫，带上三车钱帛锦缎之类的乱七八糟礼物，出门去看望郭表
郭表早前没有封爵，又是军中将领，因此在城里没有府邸旧有的一处庄子也是他妻子的嫁妆，离城都有十来里地，地方很是偏僻前年冬天商成进京时曾经去过一回，还和郭表开玩笑说，就凭庄子前后的两大片杂木林和七弯八绕的浮土路，要是没个向导带路的话，摸进去就别想再出来郭表封爵开国公以后，朝廷按制在内城常乐坊赐他一座国公府，眼下他的一家人都住在这里
商成还有一位熟人，吏部的左侍郎薛寻，他也住在常乐坊不过，薛寻的宅院可不是朝廷的颁赐，而是他自己掏钱买下的大赵立国之初，实行了很长时间的官邸制度，只要是在京城里做官，就会由官府按照各人的品秩不同而安排一处大小不一的宅院，交给官员无偿使用；等官员调派外任或者循制告老致仕，再由官府收回重安排制订这个制度时，人们想得挺好，以为凭此就能够免除官员们的一些后顾之忧可事与愿违，这个“公房”制度从一开始实施就是一片的抱怨之声有的官员品秩虽然低，但家中富有，官府里发的公房根本就瞧不上眼，宁可自己掏钱宽宽敞敞地再买上一处；有些官员虽然品秩高，却没什么积蓄，自己买不起宅院，只好一家人几十上百口紧紧巴巴地挤在一起；有些公房莫名其妙地就从官府帐册上“消失”了……“公房”制度施行了二三十年，到高宗太嘉年间已经是名存实亡，朝廷也拿此毫无办法，最后在太嘉十年改“公房”为“邸料”，不再给京官分配住房而是直接发“住房补贴”结果又是一片骂声前头实行公房制，再穷的京官好歹也能有块落脚的地方，现在改成发钱粮，就凭那么一点连牙缝都不够塞的邸料钱，想租赁一处只及前头公房大小一半的宅院都是妄想于是朝廷只好再该制度，取消“邸料”再改回公房分配；几年后又取消公房重用“邸钱”……总之，“公房制度改革”贯穿整个高宗时期，直到高宗皇帝去世宪宗皇帝继位，这件事也没有一个最后的结果直到宪宗皇帝在位的第三年，朝廷宣布邸钱翻番，才算是给这件事情画上了一个不太圆的“句号”
从宪宗以来，朝廷给官员的俸禄以及各种补贴津贴已经多次增长，但京中米贵物价高昂，想靠着俸禄攒钱在京城里买宅院，依旧是一桩异常艰难的事情因此，大部分的京官都把家安在城外的近畿为了平时上下衙门方便，他们一般就只带着几个贴身仆役，随便在京城里租赁一处小院住宿，等到休沐的前一日午后，散衙后的官员便一窝蜂般地坐车骑马朝家里赶据说，当年大书家黄勿考上进士当了翰林，结果却只能与别人合租一个小院，而他的房东，居然还是翰林院的一个小小的书办有一回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房东一定要涨租钱，最后气得黄大家一怒之下愤而辞官，临走时大发感慨，特地写了一首诗来进行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