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现在的大明是万历时代，崇祯也许能够认同黄立极的政治理念。和大明比起来，东虏只是一个人口不过百万的地方民族叛乱而已。
如果不是万历三大征，导致辽东的精兵悍将消耗一空，努尔哈赤根本没机会起事。
而且就算是努尔哈赤起兵反明，在这个时候对大明声望上的打击，要大于对大明社会上的实际影响力。努尔哈赤的起兵叛乱，受到影响的不过是辽东2、3百万人口，而奢安之乱牵涉到贵州、四川、云南上千万人口，理论上大明百姓更为关心的反而是奢安之乱，对于远在关外的后金反而没多大感觉。
重视东虏之乱的都是朝中的官员们，因为辽东靠近京师。一旦辽东失守，京城就要直接面对后金的大军，这会直接威胁到官员自身的安全，不由得他们不重视。
另一方面，奢安之乱在云贵川交界处，乱军想要冲出被大山包围的四川比较艰难。而后金军只要突破了长城，就是一片平坦的华北平原，面对以骑兵为主的后金军，大明根本无险可守。
但是只要把后金拖在关外，让大明有时间平息奢安之乱，再修养生息上几年，让大明恢复一些元气，那么后金就不可能再有什么作为了。
当年土木堡之变，也先如此枭雄，他甚至一直打倒了北京城下。但是到今天，大明还在，草原上却已经没有瓦刺这个部族了。因此黄立极虽然重视关外的东虏，但是现在告诉他东虏会入关取代大明，他肯定以为说这话的人是个不知所谓的狂生。
凭借着大明的人口和体量，对付这些草原民族的野蛮人最好的方式就是以拖待变。因为游牧民族也许会出一两个天才领袖，但不可能每一代都出这种天才的领袖。
而游牧民族居无定所的的民族习性，导致了这些民族会因为天气适宜而迅速壮大，但是也会因为天气骤变而导致整个部族的衰亡，因为游牧民族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远远不如农耕民族。
维持现状，等待敌人自己衰亡，这种保守的政治理念，虽然不能让大明消灭草原上的顽敌，但是无疑是让大明政权延续下去最有效的策略。
而且这种保守的政治策略，也是消耗资源最小的执政策略。因为没有任何改变，自然也就不会有额外的支出。而到了今日的大明，天下的田赋拖欠已经达到了三成，而以往大明最大的财赋来源江南地区，有些地方拖欠更是达到了5成。
大明其他地方，如陕西这些地方虽然有七成以上拖欠的县，但是这些地方原本就土地贫瘠，占大明税收比例不高。陕西的一个县的税收还不及江南一个里，也是有的。
但是当江南这个占了大明财赋7、8成的地方，拖欠了近半的税收，就让大明的财政出现了危机。为了应对这种局面，一方面主政的官员不得不消减各项支出，比如赈灾治水的款项。另一方面就不得不压制地方官追索积欠。
但是在这个时代敢拖欠皇粮国税的，要么是已经破产实在缴纳不出税赋的农民，要么是地方上势力雄厚的缙绅豪族。在江南地区，有些中小地主为了偷逃税赋干脆投入了东林党门下。
东林党人不断的在地方抗税，以博取自己的名声，全然不顾这些税收是否是合理的。他们甚至都不关心朝廷收不到税赋后，拿什么去支付士兵的军饷，对受灾灾民的赈灾，还有基本的道路建设，农田水利设施的投入等等。
只要朝廷没钱了，东林党人要么要求皇帝拿出内库的钱，要么增加田赋，但他们坚决反对皇帝向士人、商人收税，并开放海禁。
在东林党人眼里，皇帝的内库就是一个摇钱树，只要摇一摇，钱就会凭空出现。在这种状况下，那些非东林党的官员们，自然就站到了皇帝一边，对东林党人进行了政治打压。
因为凡是有点危机感的官员都会发觉，东林党的所作所为，其实和打着替天行道的梁山贼寇差不多。他们口号喊的无比正义，但是做的都是打劫行人，贩卖人肉包子的罪恶勾当。
黄立极身为内阁首辅，为了能维持大明摇摇欲坠的局面，不得不和魏忠贤联手打击了朝中的东林党。但是他想要的不过是，减少一些江南的积欠，让江南的缙绅吐出一点皮毛，来维持朝局而已。
黄立极并不想冒天下之大不韪，学习张江陵搞什么新政改革，把天下士人都得罪了，最后弄得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只要大明能在他手上维持下去，他的政治理想就已经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