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立极从穿廊通道口快步的走进了主敬殿内，身手之敏捷还超过了他身后的王承恩，不过由此也可知道，此刻他心里是有多着急了。
不待崇祯吩咐看座，黄立极已经匆匆行礼后说道：“陛下，您让王总管转交给臣的资料，臣已经看了一遍。臣这么急着来见您，就是想要亲口问一问陛下，这仗难不成还真是非打不可吗？”
朱由检一边示意王承恩给黄立极搬一张椅子来，一边则微笑着说道：“先生，这一个巴掌可是拍不响的，如果不是后金国内出现了问题，其实朕也不想在这个时间和后金开战。
现在我大明内部亟需处理的要务是如此之多，陕西要安抚流民；山西要管制不法乡绅勾引陕西流民入山开矿或是出关开垦；江南地区要解决社会治安和拖欠科税的问题；西南的奢安之乱虽然已经平定，但是善后之务依然还是要谨慎从事，否则官军离去之后，那里的百姓山民又有可能再举起叛乱的旗帜；南方的水利治理才刚刚起了头，朕不是刚刚收到先生批阅过的荆州段长江截弯取直计划吗？
以上种种事务，在朕看来，每一件都要比和后金开战重要的多，所以朕怎么会想要同后金作战呢？然而，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朕虽然不希望有战争，但是作为大明皇帝，朕却不得不让大明时刻准备着战争。
因为，敌人敢不敢向我们发起战争，不在于大明有多么的富有和强大，而在于我们有么有做好战争的准备。所以先生，我们和后金之间要不要开战，这不取决于朕，也不取决于黄台吉，而是取决于朕和他是不是都一样认为，维持和平的利益是否大于两国开战的利益。”
黄立极思考着崇祯话语中的意思，总算是把刚刚提起来的心放下了一半。作为推动大明内阁负责制改革的首任首辅，起初他还是有些意满志得的，没有那个官员不会喜欢手中握有更多的权力，并尽可能的减少来自内廷的掣肘。
他一下子把大明文官们200多年来的追求都达成了，正如当初崇祯劝说他改革时提到的，不管这场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他的名字终究会在历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的。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谓:“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历代文臣莫不渴望能够获此三不朽，让自己的声名能够流传于后世。
不过黄立极也知道，他这一生和这三不朽大约是没有什么缘分了，直到他听从了崇祯的诱惑，推动了内阁责任制的实施。随着大明国内局势的缓慢好转，黄立极突然觉得他现在的作为，说不定就能靠上立功这一不朽了。
正因为有了这么一点希望，所以黄立极对于自己手上的工作还是非常具有热情的。不过对于快要滑落到历史底部的大明国运来说，有些事情光靠热情是不够的。而黄立极的才具不如张江陵多了，如果不是有皇帝的极力支持，他估计自己早就被那些清流给掀翻了。
在几次关键时节，要不是崇祯亲自出手打压和分化了旧东林党和清流的势力，黄立极就连朝堂上的平衡都维持不住。虽然现在的内阁责任制度过了改革初期最不稳定的时期，但是内阁责任制所带来的压力，也让黄立极经常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毕竟在改革之前，内阁不过是皇帝用于拟定旨意的幕僚机构，虽然在200多年来的内阁存在历史中，文官窃取了不少行政权力，但是这种窃取的权力并没有用文字规范下来，看起来更像是一种约定俗成。
而司礼监拥有的批红权力，又大大的替内阁文官分担了责任。因此内阁阁臣若是如严嵩、徐阶、张江陵这样出色的文官，他们就能联合司礼监太监，在皇帝的默许下行使近乎于丞相的权力。
但是如果自身能力不够出众，又没有什么权力欲，只是按资排辈走到了内阁首辅的位置，那么完全可以做一个对着皇帝唯唯诺诺的三旨相公。这个时候朝廷要是出现了什么错误的政策，那么挨骂的就是皇帝自己了。
但是内阁责任制度改革之后，朝廷颁发的政策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舆论就会很明确的指向首辅黄立极，他很难再把政策错误的责任推给司礼监或是皇帝身上。
如果他侍奉的是万历皇帝，以这位皇帝不欲多事的个性，他的日子倒也没有眼下这么难熬。崇祯的性格显然和他祖父大相径庭，在他的脑子里总是有着层出不穷的想法。
在朝堂上他推动着政治上的改革，在社会风气上他批判南方士绅文人所推崇的精致而奢靡的日常生活，在教育上他遵崇孟子的民本思想，在学术上又提倡学以致用，并对张衡、僧道衍等人赞赏不已。对于工商业的鼓励，更是让近畿一带冒出了许多新事物和新问题。
这使得黄立极不仅要一边盯着那些反对新政的官吏士绅，还要时时注意着市面上冒出来的新问题，究竟会不会对社会造成不好的影响。这种每天都在走独木桥的感觉，让黄立极实在是感到有些心力憔悴了。